[7]由此，行政机关强制执行成了确保行政上的义务之履行的重要手段。
在1848年席卷欧洲的革命行动中，德国的城市资产阶级致力于通过制定一部宪法实现德意志的民族国家化，他们试图绕开普鲁士，但是这样一种努力终归被事实上存在于宪法之前的政治力量无情摧毁。俾斯麦甚至指出：就因为铁路交通，我们现在仍旧处于自中世纪以来德国就一直存在的分裂状态。
因此，二者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发生重叠，甚至混淆。按照逻辑思维的顺序，规范必须优先于事实，并成为一切判断的出发点。由此可见，黑、白、红三色旗基本上不具有任何精神层面的内涵，而且该配色方案并未将象征南德各邦的颜色融入其中。法律只能是国别的文化现象，而非普世的规范，不具有跨民族理解的可能性。对于优先享受到工业变革成就的人类群体而言，他们的时空观念普遍发生了改变，进而萌生出相当强烈的以追忆往昔为表征的情感需求。
例如，普罗伊斯在论及民主这个敏感话题的时候曾经提到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然而有人会说：即便上述论调可能属实，但是民主国家不适合德国，民主与德国的民族特性相悖。随后而至的利益法学则更进一步，认为法律的目的在于平衡现实中各种相互冲突的利益，这就使法学的性质开始从规范的科学走向社会的科学。83霸权国，在霸权稳定论者眼中成了保护自由贸易、促进国际合作、为世界各国供应公共物品的世界和平秩序的保护者。
（四）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何以可能：一种世界秩序理解 现行宪法文本序言第十二段第三句的后半句，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加强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支持被压迫民族和发展中国家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正义斗争，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努力，阐明了一个理想的世界秩序何以可能的命题。在新时代，实施互利共赢开放战略，积极拓展出口市场，强化多边双边及区域经济合作，推动对外开放向纵深拓展，73是深化改革开放的进一步体现，也是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必然要求。84 因此，要想实现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我们就必须摒弃这种建立在种族中心主义、文明等级论、霸权政治正当论基础上的旧的世界秩序观来思考一个真正和平的世界秩序究竟如何才能达成？在社会主义国家宪法的制宪者看来，世界和平的达致，当然不可能指望帝国和平论和霸权稳定论，而是必须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75 习近平：《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 ，《论坚持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 259 页。
当然，发展失衡、治理困境、数字鸿沟、公平赤字等问题也客观存在。60这种一边倒，仍然是新中国以独立自主为原则的外交决策，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核心利益是新中国外交政策制定始终不渝的出发点，1950 年中苏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雅尔塔会议后南京国民政府与苏联签订的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1945）》有本质的区别。
理解现行宪法，时任宪法修改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彭真，在代表宪法修改委员会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无疑是一个权威性的参考文本。这种内与外的宪法叙事模式，和中国古典政治时代的内与外政治实践模式有一定关联，但并不相同。如果我们从对一国政治秩序影响、塑造角度来讲的话，《决议》的宪制意义则更为深远。从空间的维度来讲，一国的国家建设，正是在其特定的国家治理空间（领土）内部，通过行政区域划分、国族叙事等具体治理手段，将国家内部不同地域、族裔的人口整合成为一个具有内在均质性的政治共同体。
外的维度，则是宪法序言第十二段关于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关涉我国外交原则和世界秩序理解等内容。直至 1946 年底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在第十一章地方制度中设省县两节，但又同时规定，市准用县之规定(夏新华等：《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第 1114-1115 页)。不管是一个国家主权的独立自主、还是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共处、乃至如何为了人类的整体和长远利益结成命运共同体，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就省究竟属于中央政制还是地方制度，是否应当将市写入地方制度，也几经反复(参见《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1931 年）《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初稿（1934 年立法院拟定）》 《中华民国宪法草案（1936 年立法院通过）》《期成宪草（1940 年）》，夏新华等：《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第 834、938-940、989-990、1037-1039 页)。
51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同样必须有一个和平安定的国际环境。45 黄河：《全球化转型视野下的跨国公司与全球治理》，《国际观察》2017 年第 6 期。
那么，统一多民族国家宪法文本中的民族事务安排，则是直面多民族大国国家建设的核心所在——国家认同。早在新中国成立时的《共同纲领》，即在正文的第五章设专章民族政策。
肖蔚云：《我国现行宪法的诞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年，第 76 页。（二）省、自治区分为自治州、县、自治县、市。但苏力更多的是从与宪法文本对立的政治实践角度来理解国家构成，即进行宪法与宪制的方法论区分。55 关于近代中国的外交努力，有论者指责近代中国缺乏先进的外交理念，将近代中国的整体性失败缘由归结为外交失败。66因此，国家间交往，首先必须互相尊重彼此的国家主权。这种文本与实践的差异，在 2015 年《立法法》、2018 年宪法修改中被弥合。
进入 常安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宪法文本 国家建设 国家结构形式 世界秩序 。参见《 周恩来选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第 87 页。
49由此，在二战之后，宪法文本的对外维度凸显成为一种潮流。1970 年和 1974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有关宣言都接受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国家的存在，一般被认为必须有以下四个条件：人民（生活在一个社会里面的集合体）、人民所定居的土地、代表人民的政府、这个政府还需要拥有主权10。从 1949年的《共同纲领》到 1952 年的《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再到五四宪法，都将民族平等、保障少数民族权利视为社会主义制度在民族事务处理方面的基本体现，在现行宪法第四条第一款更是明确规定：各民族一律平等保障各少数民族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
7和欧洲近代民族国家建设和帝国建设中的内与外的政治张力也不相同8。面对恐怖主义、难民问题、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全球性金融深层次危机等影响世界各国和人类命运的风险与挑战，各国无法独善其身，更不能以邻为壑。独立自主，意味着中国的外交，必须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必须抓住国际和平与发展的机遇，集中精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外，也可以理解为内如何为自己营造一个良好的生存空间与发展环境。
今天，我们已处于一个人口、资源、金融、信息等诸多社会要素加速流动的大流动社会90。参见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编：《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第 219 页。
数百年来，列强通过战争、殖民、划分势力范围等方式争夺利益和霸权逐步向各国以制度规则协调关系和利益的方式演进。尽管在没有霸权国的情况下，各国通过合作建立稳定的自由国际秩序也是可能的，可是这种情况从未出现过……自由国际经济需要一个能致力于自由经济原则的霸权国，就像 19 世纪的英国和 20 世纪的美国那样……有了霸权国，合作就更加可行，而不是像有些说的那样与合作对立……公共选择理论表明，如果没有霸权国，公共物品就不可能获得供应。
161954 年 6 月19 日，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正式发布文件撤销大区一级行政机构。因此，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捍卫国家安全和巩固国防，同样是一国国家建设必须考虑的内容。
中华民族和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形象地说，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员的关系。60 黄庆、王巧荣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2012）》，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 年，第 12 页。而是需要以一种命运与共、休戚相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全人类整体和长远利益出发进行应对风险的经验交流和技术分享。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当时面临的国内政治、军事、经济格局非常复杂，面临的周边环境也较为严峻，因此并未在《共同纲领》中就行政区划做出具体规定。
独立自主，意味着我国在外交事务中，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加强党中央对外事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例如鄂伦春族还不到两千人，我们也要和他们团结。
在国际政治领域，有两种根深蒂固的世界秩序观，即是帝国治下的和平和霸权稳定论。89而经济殖民主义，借助金融工具、信息工具，正让世界经济的南北鸿沟进一步拉大。
第六段则以国家根本大法的方式向全世界宣示，我国人民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友谊也日见增进，这种友谊将继续发展和巩固。主权是国家存在的要件之一，也就是国家作为国际法主体固有的不可或缺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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